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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海战中失败，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没。李鸿章代表大清国草签的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于1895年月4月被清廷批准。《马关条约》向日本割让了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附属和岛屿、澎湖列岛，赔偿日本的白银高达二亿两。在国人的愤怒声讨声中，李鸿章不得不卸下直隶总督等职务，“不得与闻朝政”，投闲京师，门庭冷落。此前，被顽固派讥讽为“鬼子六”的另一位洋务派重量级人物奕，也已经在朝廷内部的权力争斗中失宠。洋务派办洋务本来就没有一个系统的方针，这些关键人物的倒台，对于始终在清廷内部斗争中找出路的洋务运动来说，无异于釜底抽薪。
甲午战后，满清帝国处处呈现了兵疲将衰、气数已尽的迹象。在战后的三四年时间里，各主要帝国主义列强蜂拥而至，趁火打劫，掀起了企图瓜分中国的狂潮。俄、德、法三国从各自利益出发，联合劝告日本退还辽东半岛，遂后以“还辽有功”为借口，向清政府讨取“报酬”。俄国与清政府签订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旅大租地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获准将军舰驶入中国港口，在中国东北建造铁路，并可沿线开矿办厂、采伐森林、派驻警察，逐步将整个东北纳入其势力范围。德国强占胶州湾，在山东铸路开矿，把山东纳入其势力范围。法国同样以“还辽有功”为借口，控制了中国云南、广西、广东地区。英国不甘落后，不仅强行租借九龙半岛、香港附近岛屿、大鹏湾、深圳湾及威海卫、威海湾内之群岛和周边地区，还迫使清政府宣布，长江流域将不租借给他国，把长江流域划为其势力范围。日本虽已直接从战争中获得了割地赔款的好处，但仍不满足，强行把福建变成其势力范围。当其他列强正在中国掀起瓜分狂潮时，美国正忙于争夺西班牙在中美洲、太平洋的殖民地，等它有暇顾及中国时，中国这块大蛋糕已经分割殆尽。美国便抛出了一个所谓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企图通过“机会均等”的手段，从中国攫取大批利益。在瓜分中国的盛宴中，各列强互相勾结、互相攀比，上演了一幕幕丑剧。他们不仅霸占大片“租借地”，还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倾销商品，掠夺资源，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从1896年起，清政府每年必须偿还战争赔款等外债本息白银2000万两，1898年又增至每年2500万两，而清政府当时的年财政收仅有8000万两白银。“屋漏偏逢连阴雨。”甲午战后几年，湖北发生特大水灾，湖南大旱，黄河两次大决口，淮河、珠江、西江等流域洪水泛滥……清政府财政危机更加严重，处于内外交困之中。
康有为、梁启超等一批第二代主张维新自强的知识分子站到了救亡图存的前列，他们发起“公车上书”，争取光绪皇帝的支持，实施维新变法。但是，这场政治维新运动因满清皇室的自相残杀而失败，清王朝走到了最后的最腐朽、愚昧的时期。幻想借助义和团运动抵卸外强侵略的慈禧太后，挑起“庚子之乱”，导致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城，直接驻扎到紫禁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新的卖国条约《辛丑条约》，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化的泥潭中越深越陷。此后，当朝的慈禧等人被迫有气无力地喊出“新政”的口号，为商办、民营企业亮起了兴办实业的绿灯。但是，他们的最高利益就是保住权力，什么自强求富、国家主权，都只是幌子。面对帝国主义列强的掠夺和控制，清王朝已无力回天。
1898年，奕去世。1901年，李鸿章撒手人寰。喧嚣40年的晚清洋务运动终于偃旗息鼓。
洋务运动虽然是一场自强运动，但其本质上是一场不触动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体制的改革。它在体制改革问题上顽固地止步不前，搞的是极其有限的近代化，这一局限性注定了它“在胜利的时候已经预示着巨大努力的最终失败”（芮玛丽语）。1868年的明治维新后，日本实现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学制、官制、军制等旧有体制都根本改变了，其深度和广度是洋务运动难以企及的。特别是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巨额战争赔款为日本的工业化提供了难得的巨大“投资”，加快其向近代资本主义转型。这也是日本造船业在40年内迅速崛起的内在动因。
江南制造总局是洋务运动的开端，其初创与发展无处不打上了洋务运动的烙印。它的创建，开启了中国近代化的先河，创造了中国近代工业史、科技史上一系列奇迹。著名史学家王尔敏说，总局的创办在中国近代工业史上实属首创，“无成案，无章制，无归属，一切都是从头做起，一切等于尝试摸索”。因为是一张白纸，所以绘出近代工业史上绚丽耀眼的第一笔，创造了许多个“第一”：造了第一艘兵轮、造成了第一尊后膛钢炮、炼出第一炉钢；是军工、造船、机械的第一厂，是第一代产业工人的诞生地……
中国早期近代化大体经过了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思想文化层面三个依次递进的不同阶段，与之相对应的大体上为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和新文化运动。而江南制造局的诞生与发展，标志着近代中国器物层面现代化的开始。我国洋务运动史专家夏东元认为，在近代中国，爱国主义有三个层面的表现，一是在战场上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御外侮，二是“师夷长技”，即引进和学习西方先进科学，首先是军事技术以达到“制夷”的目的，三是变封建制度为民主制度，即林则徐朦胧地意识到的美国“占三从二”的民主制。在这三个层面中，“师夷长技”是核心。江南制造局是“师夷长技”的第一个具体成果。虎门销烟的林则徐在抗英斗争中留下了不屈的身影，为江南制造总局的创办和发展殚精竭虑的曾国藩、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运动高官，在科技领域艰苦奋斗的徐寿、华蘅芳等科技人员，万里迢迢赴美购买机器的容闳，都在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历史画卷中占有一席之地。
但是，清王朝日暮途穷，无心顾及军事工业的长远发展，江南制造总局只能惨淡经营，蹒跚前行。
甲午海战后，清大臣荣禄有感于战争中“战舰队凋零，海权全失……，海防仍无一可恃，况制造厂局，多在滨海之区，设有疏虞，于军事极有关系”，向朝廷提出将沿海军事工厂迁往内地的计划。1897年10月，他还专门就江南制造总局的内迁问题上奏，建议该局迁往湖南的产煤区，以便炼钢厂就近取料。此后，两江总督更迭频繁，意见不一，内迁之事议而不决。由于一直将搬未搬的状态，局内人心浮动，生产呈现动荡不定的局面。
乱世中，江南制造总局的不计成本、不问市场、贪渎盛行等种种官办体制积弊已经越来越清晰地暴露出来，“冗工滥食”、“滥用私亲”等现象比比皆是。这种官办管理体制是江南制造总局等一批近代企业得以降生并成长的前提。洋务运动之初，江南制造总局正是依靠“官办”的外衣，才得以冲破重重羁绊，成为中国近代工业的开路先锋。李鸿章撒手西归后，清王朝这座失去“裱糊匠”的“破屋”更加千疮百孔，摇摇欲坠。被洋务派视为“御侮之资，自强之本”的官办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由于经费支绌，江南制造总局已经有名无实，船坞更是荒废近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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