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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75年起，李鸿章奉命筹建海防力量。中国最早的海军舰队由此诞生。
19世纪中期，西方国家舰队从木质帆船向钢质蒸汽舰队转变，世界步入铁甲兵轮称雄的海上竞赛时代。中国的造船工业起步晚，1867年江南制造局建造的第一艘木质兵轮“恬吉”号时，英、法等国已经能造时速为18-19节的钢甲快舰，木壳兵轮属淘汰船型。拥有铁甲兵轮是一个国家实力标志，当时造船能力弱的国家纷纷向英、法、德等国购买舰船。日本一方面加速仿制，一方面大量购买，1874年入侵台湾时，已拥有20 多艘兵轮，其中有两艘铁甲舰。这给中国将士造成较大的压力：“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虽经各疆臣实力筹备，而自问殊无把握”。武器装备的落后使得中国水师底气不足。中国需要铁甲船，需要能与外国军舰对决的强大舰队！这是日本进犯台湾后出现的呼声。制造铁甲船难度较大，中国还没有能力建造。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海防危机，“急救之法”便是购买外舰。于是，在海防大讨论中出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两年前在船政辩论中坚决反对裁撤船政局的抚督和大臣，一致呼吁立即购买外洋军舰。
以1874年为界，清政府的防务建设，从侧重造船造炮转为建设强大的海军；以1874年为界，李鸿章转而采取买船为主的方针。这是中日矛盾激化的形势下晚清政府为争夺海洋主权的政策选择，这是面对强敌、承认落后的无可奈何的政策选择。
海防大讨论后，李鸿章开始实行有计划、大规模的购船的计划，组建以北洋水师为主的三洋海军。1875年4月，李鸿章与赫德议定从英国阿摩斯庄购买4艘西方造船界称为“伦道尔”式炮艇的小型军舰，在中国这种炮艇被称为“蚊子船”。运抵后，李鸿章分别命名为 “龙骧”、“虎威”、“飞霆”、“策电”。1878年他再通过赫德订造蚊子船4艘，分别命名“镇东”、“镇西”、“镇南”、“镇北”。此后，山东、浙江、福建、广东等省相继争购，在这场购船的热潮中，一口气买回11艘蚊子船，耗白银150万两。由于李鸿章缺乏近代船舰知识，又被赫德花言巧语迷惑，不懂得那其实是一种近海防守的炮船，船重炮小，行驶迟缓，不利大洋作战，炮船的质量也较差。起初李鸿章不愿承认失误，1880年他与两江总督刘坤一论及蚊子船时，“闭目摇头，似有悔意”。到1886年，李鸿章不得不承认，这些蚊子船“均系钢片镶做”，“岁需两修”。
1879年，日本武力吞并琉球，将琉球改名为冲绳县。清朝廷上下又一次受到冲击，海防之议再兴，李鸿章遵朝廷意旨，于1880年函令驻德公使李凤苞向德国订造了7000吨级的铁甲船两艘，1885年两艘船造成，驶抵中国后，命名为“定远”和“镇西”（购买这两艘舰船时，李鸿章竟命李凤苞从银价300万两中，抽取二成折扣，侵吞银两60万两之巨）。80年代，李鸿章还分别从英国、德国购进“济远”、“致远”、“来远”、“靖远”、“超勇”、“扬威”等6艘巡洋舰和一批鱼雷艇。这一时期，中国清政府的购买舰船的速度可以用“只争朝夕”来形容。1883～1885年，发生中法战争。1885年，清廷海军衙门成立。1888年，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成为远东最强的一支舰队。李鸿章奏请丁汝昌为统领，改三角形龙旗为长方形海军旗。飘扬着龙旗的舰队，开始在中国广袤万里的海疆巡游。
马克思在评论路易•波拿巴雾月政变时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遍。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为是以笑剧出现。”（《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第一版）晚清的购船活动， 20年内先后演出了“悲剧”与“笑剧”两幕大戏。1863年的阿斯本舰队队事件，遭到洋务派愤怒抵制，以清政府退回舰只收场。80年代出现了惊人相似的一幕：同样具有揽权野心的赫德，当了海关总税务司不满足，还想兼任总海防司，当中国的海军司令，利权、兵权都想要。他的野心很快被识破。李鸿章上奏说，赫德想当总海防司，这样做恐怕有“太阿（春秋时代一柄名剑之名）倒持之患”，宝剑的剑柄被人握着，不是很危险的事吗？李鸿章的幕僚、晚清思想家薛福成上奏，举出赫德不宜任总海防司的理由，指出他为人“阴鸷而专利，怙势而自尊，虽食厚禄，受高职，其意仍内西人而外中国……”薛福成对赫德的为人及其一旦当上总海防司的危害作了鞭辟入里的分析。此外，他还想出一个策略：请总理衙门致函赫德，让赫德利权和兵权之间两选一，迫使赫德自动放弃总海防司的图谋，危机轻松化解，英国人第二次篡夺中国海军大权的非分之想以笑剧了结。
19世纪末的中国历史出现了这样的悖论：晚清政府因日本的挑衅和吞并行径下定了建设海军的决心，却为刚刚起步的中国造船业画上了可叹的句号。
筹建水师与建造舰船，本是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事业。丁日昌说过：“水师和制造相互表里，不可偏废。”福州船政局开创者、晚清声望最高的谋国大臣左宗棠，一贯反对放弃自造轮船，曾提出“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的主张。然而，在中国近代水师建设过程中，却不幸出现了出现相反的情况。在清政府持续外购舰船进程中，国内造船举步维艰。1876年，江南制造局建造成第一艘小型铁甲兵轮“金瓯”号后，造船步伐明显放慢，船坞长期荒废。1885年，江南制造局建成铁甲兵轮“保民”号后，清廷下令，江南制造局停造轮船，专门修理南北洋各省兵轮船只。此后整整20年，江南制造局的造船活动完全停止。
包括造船在内，其他各种洋务事业，无论是新式军队的训练、海防舰队的筹建，还是军事工厂的发展、民用企业的创办，无不因经费缺乏而大受牵制。船政辩论的焦点经费短缺问题，确实无法回避。我国船史专家辛元欧对此作过分析，他说：“早在曾国藩在世的1869年，因军务肃清，军需无款可拨，于是制造枪炮、弹药也在造船经费中支出，这无异于缩减了造船经费；而造船、养船的经费却因成船渐多而日增，经费日绌成必然趋势。”
《剑桥中国晚清史》指出，到19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中国的军事工业出现了经费困难的问题。该书认为是以下原因导致：一、在中国近代工业起步阶段，兴办工业成本太高，几乎全部材料都是进口的，人员成本（主要是雇佣洋员以及支付中国官员的薪水）也太高。洋员的工资即使按西方标准衡量也是相当优厚的。到七十年代中期，江南制造局总经费中差不多50%用于购买材料（不包括新机器和其他永久性设备），近30%用于支付薪水。二、在采办上，官员敷衍塞责，贪渎严重。曾国藩对此感到震惊，他去世前试图建立一项制度，加强监管，使制造局的每一项采办都要经过总办本人、支应和会计三个有关单位的批准，但还没得及实行他便去世了。三、冗员不断增加，七十年代初制造局“官员”为40人，到七十年代末，便增加了一倍，其中甚至有一些挂名领干薪的。
同样，全国专司造船业务的官办企业马尾船政，制度性弊病也已经显现。船政在造船合同和支付工人工资方面存在许多贪污舞弊的漏洞，采办系统也存在大量侵吞公款的现象，经常发现买来的木材、煤炭和金属材料不能用。廉洁奉公的左宗棠大为光火，严惩了一批官员，却无力改变这种状况。马尾船政的造船业务日趋衰退，到1907年也彻底中止了造船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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