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在诗歌中行使着它二元对立思维的权利

职称论文发表在形式上是属于议论文的，但它与一般议论文不同，它必须是有自己的理论系统的，发表论文不能只是材料的罗列，应对大量的事实、材料进行分析、研究，使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一般来说，学术论文具有论证色彩，或具有论辩色彩。论文的内容必须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符合“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既分析又综合” 的科学研究方法。
   自五十年代以来，意识形态在诗歌中行使着它二元对立思维的权利。这种思维模式形成了一个因果关系的怪圈：越是虚假的、幻觉的存在，越是受到歌颂；越是被怀疑、被批判的东西，越是据说在社会生活里具有普遍的“真理性”。那么不妨说，无论是十七年的诗歌、朦胧诗歌还是八十年代诗歌，社会的正面或反面的存在，即是其写作的根本性思想逻辑。巴尔特说：“任何一种政治写作都只能证明存在一个警察的世界；而任何一种知识分子的写作也只能构成一种副文学，那是不可以称为文学的。所以，这些写作在总体上是毫无出路的，它们只能返回一种同谋的关系……”巴尔特：《写作的零度》，《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第44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因此，九十年代诗歌希图打破的正是这样一种写作中的意识形态“幻觉”。它把写作的根基建立在对这个思想逻辑的根本怀疑上。所以我想，所谓写作的有效性并不是一个普遍的真理，也不是一个可操作的程序；具体到每个诗人而言，它是具体的、经验的、也是生长着的，它构成了写作能力对诗人自己的一场苛刻的检验。九十年代诗人所做的恰好是对“两种诗歌态度”的纠偏工作： 一种是服务于意识形态或以反抗的姿态依附于意识形态的态度；另一种是虽然疏离了意识形态、但同时也疏离了知识分子精神的崇尚市井门语的写作态度。这种纠偏因此向诗人提出了不同于前者的独立性的精神要求，它把诗歌看做是一项相当独立的个人工作。首先，它的思想活动虽然不排斥历史生活的存在，然而与前者比较，却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内涵。它坚持的是一种个人的而非集体的认知态度。它要求写作者首先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和立场的知识分子，其次才是一个诗人。这种“个人”因为不仅包括了个人也不排斥历史的存在，因为不等于个人英雄主义却坚持个人思想的独立，相信写作始终应该是个人的而非“他者”的灵魂行为，而表现出厂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其次，这一切都要求写作重新考虑个人与历史的关系，要求一种不再“被叙述”的话语的权力和能力。因此，一时间，写作的技术不仅将上述“关系”予以颠倒，它不只成为纯粹的技术手段，而且也成为革命性的手段。在一部分诗人那里，叙事成为改变人与历史关系的相当重要的技术、策略和预期的艺术目标；在另一部分诗人那里，叙事虽然被频频运用，但只被看着是在替代历史叙事的缺席，它是替代性的、暂时的，而非诗歌手段的全部。这一切都说明，诗歌表现出与历史的某种偏离，但同时又以各种姿态和方式批判、检验与叙述后者。它是以更主动、自觉、怀疑与包容的态度在反省过去。这多少有讽刺意味地表明，尽管诗歌在整体上已变异为一种写作，但诗歌所包含的精神特质并没有过时。为此，我们在一些诗人那里听到了诸多“高尚”、 “道德”的表述。在传统的通约中被公认的诗歌的品质永远都不会“过时”，语言在诗人的怀疑和挑剔中，反而会经过个人化的处理，预示另一种生活，激活人们对非诗意生活的诗歌感受力。因此不妨说，九十年代诗歌写作的有效性在于它颠覆了二元对立思维的语言权威，个人写作僭越了合法性与非法性的历史限界，它使人相信，有多少写作者，就有多少语言的可能。
    如果我们不仅仅站在引导写作、而且也站在批评写作的立场上，会发现，九十年代的诗歌不是无懈可击的。一个有趣的逻辑是：当人们在竭力提倡某一写作的方向时，写作所赖以维持的根据，恰恰就在削弱或抹杀写作的意义。写作与根据，目的与效果两相背离，形成令人深省的思维上的悖论理象。
    有一种说法，由于中国传统诗歌没有为现代诗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审美空间，因此可以说，中国现代诗歌是在另一个审美空间即西方诗歌传统里成长和发展的。这种说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假设：人们只能在西方诗歌的口味中谈论九十年代诗歌。我丝毫不怀疑诗人赋予中国现代诗歌以伟大品质的真诚与责任，我怀疑的是，二难中的写作处境，是否就有利于现代诗歌合乎理性的发展。一方面，我们试图用庞德、艾略特、奥登、叶芝、米沃什、曼杰施塔姆，包括国际汉学家带有偏见的判断和随时变化的口味，建立现代汉诗实际等于虚拟的“传统”，另一方面，在内心深处，在对汉文化及其语言的刻骨铭心的理解上，我们则对这一建立在沙堆上的“传统”毫无信心。我们对所谓的“国际诗坛”抱有足够的警觉性，另一方面，我们却极其渴望得到它的承认，籍此获得一个什么是伟大诗人的标准。一方面，我们希望做冲锋陷阵的堂吉诃德，另一方面，即使前进一百步，我们最多不过是那个优柔寡断的哈姆雷特。我们的教养、人格决定了，这不过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艺术演习。
    人们热衷于谈论具体、准确，谈论叙事功能，谈论词语的创造力，实际是在淡论语言的工具理性。在韦伯看来，现代性从根本上讲是工具理性的胜利，手段的有效性成为判断认知对象的决定性标准。他指出：“独特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显然受到技术能力发展的影响。今天，这种资本主义的合理，基本上取决于最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计算性。”刘北成编：《福柯思想肖像》第247、248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它变得越来越像是一个新的权力并具有支配权。而在哈贝马斯看来，它恰好是“合理性的危机”。陈学明编著：《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论述评》，重庆出版社，1993。于是，接下来问题就会是，语言是导向有效性的诗歌的源泉之一，但它果真是支配诗歌的独一无二的神话吗?如果不是，那语言在九十年代写作中的适当位置是什么?或者如巴尔特所说，在“小说的写作”与“诗歌的写作”之间，恰如其分并有诗意的语言应该被控制在何种程度?它是无限膨胀、不受任何约束的，还是承认自己是有限的，而实际上有一个传统、时间、个人诗学和阅读上的阈限?另一方面，我们承认叙事性在诗歌写作中具有某种先锋性和扩充性的作用，同时也可能意味着，我们过分夸饰了它的语言功能，我们又在牺牲其它一些东西，比如，古典品质，抒情性，意象的深度。我们在鼓吹诗歌结构的零散化时，也在破坏它实际应该具有的文体的整体性。因此，我觉得需要警惕的是，人们在强化诗歌的某些功能的时候，同时又将其它一些必要的功能丢弃了，树立起来的合理性权威，却遭到来自合理性内部的怀疑。
    在这个意义上，企图用过去的大一统的趣味和美学来总结并要求于九十年代诗歌，  只会是徒劳的。它惊人的创造性的活力和深刻的困惑，都给人们留下了十分突出、触目的话题。正像今天这个时代带给我们的所有麻烦一样，  人们不可能一夕之间解决所有的问题。但这不是要降低写作和批评在文学发展中的特殊作用，相反，它们始终影响与决定着文学在某一个时期的趋向性，并在发现的惊喜中构筑新的审美空间。我同时意识到，对更多的人而言，批评是本雅明所说的战略性的东西，它只对圈内的人发言，并不真正对大众发言。诗歌除提供文化消费之外，还拓宽人们的经验，锤炼人们的思想或激发人们对复杂生活的感受，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有所作为。诗歌可以帮助人们洞察——包括对世界、对社会、对他人以及对自己的洞察——它非常直接、有效地提供那种洞察，因为它能十分形象地进入内心欲望和人们的生活状况。甚至人们的白日梦和非分之想。好的诗歌能深掘乃至激励人们的生活意识，把人们更深入地引向另一种生活，尽管它借助于虚构中的想象。因此说，批评在很大程度上提供的是生活的这样或那样一种标准，诗歌却展开着生活的可能。如果这样看，我想说，我在本文中从事的并非盖棺论定式的九十年代诗歌的批评，而是我对今天诗歌的态度。我无意将它强加给任何一个人。在诗歌的发展连诗人自己都无法预料的时候，批评应保持适度的缄默——好的堪与诗人对话的批评，可能要在拉开距离之后才会出现。然而，这一切并不能掩饰我对九十年代诗人们种种努力的欣喜。是的，当二十世纪即将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的时候，还有什么比重温一遍我所喜欢的若干诗篇更有意思呢?
1997.8.17-27  北京志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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