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谓“清者自清，浊者自浊”，我们在苛求学者们爱惜学术名声时，也应该好好追究一下高校“潜规则”背后的体制问题，如果没有对发表论文数量的硬性要求可能不会有那么多人铤而走险地去抄袭，如果不是行政对高校管理的过度干预可能不会有那么多倚老卖老的“学霸”和招摇过市的学术掮客。
内地学术腐败愈来愈严重，被揭露的沽名钓誉之徒层次亦愈来愈高。近日武汉理工大学校长周祖德被被涉嫌论文抄袭，他是第一作者，其博士生是第二作者。但这不过是在论文抄袭校长的名单中增加了一个新人而已。此前已有辽宁大学副校长陆杰荣、西南交大副校长黄庆、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等被指抄袭论文，并且全部获证实。如硕士论文发表等各种论文抄袭到知名大学校长一波又一波的论文抄袭事件曝光后，各大学校与杂志社均加大了论文抄袭的检测，建议作者在发表论文时一定要注意抄袭过度.影响了国家科研水平的快速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是件颇可欢喜的事，但如果在高校里也一味推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学术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又被置于何地？如果大陆的高校是输在了科研经费的不足上，我倒以为这是值得庆幸的，毕竟钱不够我们可以再赚，怕就怕我们输在了学术体制的缺陷和学术精神的异化上，这些不是一蹴而就便能改善的，最难的是我们要自知自觉地去完善它。
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科学家几乎所有的博士学位都在美国、欧洲取得的，这里也大略谈谈目前亚洲教育体制上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首先，亚洲的教育制度过于强调考试成绩，学生总是以追求分数为最高目标，当然考试成绩非常重要，但也要让学生有一定的空间发展自己的兴趣、个人的特长。
不要忘记很多诺贝尔奖获得者在中学和大学本科的成绩并不突出，但他们有独立思考的能力。 有了充足的经费支持，独立自由的学术氛围，要想取得科学研究的繁荣和腾飞还必须有完善的科研管理机制，严惩和杜绝学术腐败，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还有许多的功课要做。过去的几个月媒体曝光了一连串的院士、大学校长级别的论文抄袭事件，暴露出我们的学者学术道德的沦丧，监督机制的漏洞，配套法律法规的不健全，这一点就不多说了。
评价一所大学学术表现最直接的标准就是其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上的论文发表数量，美国《Science》、英国《Nature》是国际公认的代表人类最高科学水平的学术期刊，在《Science》、《Nature》上成批地发表论文是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如何发表论文？如何做到既能正常引用又不抄袭呢？值得我们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