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认为,最好不要轻易把一些“发表论文抄袭现象”界定为“学术腐败”。像学生考试作弊,研究生毕业论文发表涉嫌抄袭,教师申报职称时学术成果注水,诸如此类,虽然有的造成了严重的后果,绝不能掉以轻心,但毕竟还属于学术不规范或学风不正的范畴。只有那些对学术界、高校和社会危害最大、影响最恶劣的“学术事件”,才算得上是学术腐败。
学术腐败两大特点:一、必定与权力相结合,利用权力达到在学术上的目的。二、离不开金钱的介入。
在政商两界,像王益这样的博士并不少,有的博士帽得来比王益更为离奇。有的人大字识不了多少,有的人粗俗不堪,说他们中学毕业都不像,但照样能拿到学士、硕士以至博士学位,有的还在媒体大肆宣扬,靠的就是他们的亿万身价和铺路的金钱。
像已被双规的前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王益,凭着在中央部门工作多年的资历,到国务院证券办公室任职两年后,就在职戴上了博士帽。王益原是北京大学的历史学硕士,在北京工作,却能攻读千里外的成都一所高校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并且顺利发表毕业论文能比正常的全职博士生还提前一年拿到学位,靠的就是手中的权力。湖南某前副省长离校从政时还是讲师,随着官职升到副省级,他的职称论文发表顺利,也提到了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从政期间完成的科研项目和发表的论著,居然比一些以多产著称的专职学者还要多,他不靠权力靠什么?权力在手,不仅能轻易达到学术上的目的,而且还不怕东窗事发。
据报道,广州中医药大学校长徐志伟的博士论文发表,居然与他“指导”并已获得博士学位的学生的论文如出一辙,两位教师实名举报两年,其中一位就是奉命帮他完成这篇论文的人,最近徐志伟不得不当着媒体记者的面,承认他的博士学位论文的确有问题,但以该校名义发表的一个“严正声明”,却依然为徐志伟张目,反诬揭露其丑行的教师。某地主管部门居然下令媒体不得刊登有关此事的报道,彻底暴露了学术腐败的权力靠山。
所以,欲遏制学术腐败,固然需要严厉打击,但更重要的是从制度上堵截权力和金钱对大学的干预。如果大学的学术独立得到法律的保障,如果大学的正常经费得到财政的保证,那么权力和金钱的威力就会相形见绌。
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邓正来教授列举了两组数字:一方面,据教育部的不完全统计,仅“九五”和“十五”期间,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共发表学术论文300余万篇,出版学术著作30余万部,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约7000次,参加国际会议20万多人次;而另一方面,在2007年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收录的1962种期刊中,涉及中国问题和中国研究的期刊只有11种,其中只有两种为中国大陆地区学术机构创办和主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国际化水准有待提升”。
多位与会的学术期刊主编认为,近些年国内社科方面的学术论文数量不断增加,但水平却有所下降,尤其是一些学术期刊滥收版面费,同时也降低了对论文水平的要求,导致“水货论文”比比皆是。
“据说自然科学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是国际惯例,可这样的国际惯例在中国有点走样。”《清华大学学报》常务副主编仲伟民直言,版面费的存在是引发学术不端行为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学术月刊》主编田卫平则梳理出一个学术论文的利益链条:学术期刊缺少经费——收取版面费——编辑部建立“小金库”——增加版面,季刊改成双月刊,双月刊改成月刊,月刊改成半月刊,还不时“增刊”——论文公司应运而生——枪手操刀,论文质量下降。
田卫平告诉记者,目前国内的学术期刊对待来稿大致有5种情况:一是不收版面费,还给稿费;二是有些文章给稿费,有些文章不给稿费;三是不收版面费,也不给稿费;四是有些文章给稿费,有些文章收版面费;五是所有文章都收版面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