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论文发表，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时的人，起手是民国五年七月

学年论文发表就是高等院校要求学生每学年完成的一篇学术论文，这是一种初级形态的学术论文。其目的在于指导学生初步学会对一学年所学专业知识进行科学研究。每学年写一篇，逐步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为将来写毕业论文打基础。撰写学年论文要在导师的指导下进行。
　在一些学校，各个专业执行的情况不同。这个是学位条例规定要这么做的，教育部规定先要写学年论文，逐步逐步积累经验以后，在毕业的时候撰写毕业论文就不会成为一件太难的事了。但是有很多学校没有把学年论文当作是一个培养学生研究能力的一个途径或者是工具。那么，临近毕业的时候，学生还不知道毕业论文发表该怎么写。当然还是有相当一部分高等院校，特别是重点院校是很注重学年论文的撰写的，因为只有训练学年论文的写作才能顺理成章的过渡到毕业论文的写作。每一门课的授课到最后的考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际上就是在训练一学期或一学年论文的写作。因为任课老师都是从自己的课程的角度出发给大家考一点知识题，再考一个论述题。那么对于论述题，应该说有经验的老师是可以很好的利用论述题来训练学生写论文发表的。有一部分学校这样做了，但还有部分学校没有将其提到日程上来。还是由各个老师具体要求，让学生当一次作业来做的，没有强调学术性。
胡适之氏是第一个“尝试”新时的人，起手是民国五年七月。《胡适文》存1,《尝试集自序》新诗第一次出现在《新青年》四卷一号上，作者三人，胡氏之外，有沈尹默刘半农二氏；诗九首，胡氏作四首，第一首便是他的《鸽子》。这时是七年正月。他的《尝试集》，我们第一部新时集，出版是在九年三月。
清末夏曾佑谭嗣同诸人已经有“时界革命”的志愿，他们所作“新时”，却不过检些新名词以自表异。只有黄遵宪走得远些，他一面主张用俗话作诗《所谓“我手写我口”》，一面试用新思想和新材料《所谓“古人未有之物，未关之境”》入时。《胡适文存二集》，《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这回“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对于民七的新时运动，在观念上，不在方法上，却给予很大的影响。
不过最大的影响是外国的影响。梁实秋氏说外国的影响是白话文运动的导火线：他指出美国印像主义者六戒条里也有不用典，不用陈腐的套语；新式标点和时的分段分行，也是模仿外国；而外国文学的翻译，更是明证。《浪漫的典古典的六》——一二面胡氏自己说《关不住了》一首是他的新时成立的纪元，《胡适文存》1,《尝试集再版自序》而这首诗却是译的，正是一个重要的例子。
新时运动从诗体解放下手；胡氏以为时体解放了，“丰富的材料，精密的观察，高深的理想，复杂的感情，方才能跑到时里去”。《胡适文存》1这四项其实只是泛论，他具体的主张见于《谈新时》。消极的不作无病之呻吟，积极的以乐观主义入诗。他提倡说理的时。音节，他说全靠(1)语气的自然节奏，(2)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平仄是不重要的。用韵，他说有三种自由：(1)用现代的韵，（2）平仄互押，（3）有韵固然好，没有韵也不妨。方法，他说须要用具体的做法。仝上这些主张大体上似乎为《新青年》时人所共信；《新潮》，《少年中国》，《星期评论》，以及文学研究会诸作者，大体上也这般作他们的诗。《谈新诗》差不多成为诗的创造和批评的金科玉律了。
那正是“五四”之后，《谈新诗》作于八年十月刚在开始一个解放的时代。《谈新诗》切实指出解放后的路子，徬徨着的自然都走上去。乐观主义，旧诗中极罕见；胡氏也许受了外来影响，但总算是新境界；同调的却只有康白情氏一人。说理的诗可成了风气，那原也是外国影响。《尝试集自序》直到民十五止，这个风气才渐渐衰下去；但在徐志摩氏的诗里，还可寻着多少遗迹。“说理”是这时期的一大特色。照周启明氏看法，这是古典主义的影响，却太晶莹透澈了，缺少了一种余香与回味。《扬鞭集序》
民七以来，周氏提倡人道主义的文学；所谓人道主义，指“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而言。《新青年》五卷六号《人的文学》这也是时代的声音，至今还为新时特色之一。胡适之氏《人力车夫》《你莫忘记》也正是这种思想，不过未加提倡罢了。——胡氏后来却提倡“诗的经验主义”《尝试集四》版《参与诗跋》，可以代表当时一般作诗的态度。那便是以描写实生活为主题，而不重想像，中国诗的传统原本如此。因此有人称这时期诗为自然主义。《诗歌》（在日本出版）创刊号这时期写景诗特别发达余冠英《论新诗》（清华大学毕业论文），也是这个缘故。写景诗却是新进步；胡氏《谈新诗》里的例可见。
自然音节和诗可无韵的说法，似乎也是外国“自由诗”的影响。但给诗找一种新语言，决非容易，况且旧势力也太大。多数作者急切里无法甩掉旧诗词的调子；但是有死用活用之别。胡氏好容易造成自己的调子，变化可太少。康白情氏解放算彻底的，他能找出我们语言的一些好音节，《送客黄浦》便是；但集中名为诗而实是散文的却多。只有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周启明氏简直不大用韵。他们另走上欧化一路。走欧化一路的后来越过越多。——这说的欧化，是在文法上。
“具体的做法”不过用比喻说理，可还是缺少余香与回味的多。能够浑融些或精悍些的便好。像周启明氏的《小河》长诗，便融景入情，融情入理。至于有意的讲究用比喻，怕要到李金髪氏的时候。
这时期作诗最重自由。梁实秋氏主张有些字不能入诗，周启明氏不以为然，引起一场有趣的争辩。但商务印书馆主人却非将《将来之花园》中“小便”删去不可。另一个理想是平民化，当时只俞平伯氏坚持，他“要恢复诗的共和国”；康白情氏和周启明氏都说诗是贵族的。诗到底怕是贵族的。
这时期康白情氏以写景胜，梁实秋氏称为“设色的妙手”十一年五月及六月《晨报副刊》；写情如《窗外》拟人法的细腻，《一封没写完的信》那样质朴自然，也都是新的。又《鸭绿江以东》，《别少年中国》，悲歌慷慨，令人奋兴。——只可惜有些诗作的太自由些。俞平伯氏能融旧诗的音节入白话，如《凄然》；又能利用旧诗里的情境表现新意，如《小劫》；写景也以清新著，如《孤山听雨》。《呓语》中有说理浑融之作；《乐谱中之一行》颇作超脱想。《忆》是有趣的尝试，童心的探求，时而一中，教人欢喜赞叹。
中国缺少情诗，有的只是“忆内”“寄内”，或曲喻隐指之作；坦率的告白恋爱者绝少，为爱情而歌咏爱情的更是没有。《冬夜》《草儿评论》这时期新诗做到了“告白”的一步。《尝试集》的《应该》最有影响，可是一半的趣味怕在文字的缴绕上。康白情氏《窗外》却好。但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是“湖畔”的四个年轻人。他们那时候差不多可以说生活在诗里。潘漠华氏最是凄苦，不胜掩抑之致；冯雪峯氏明快多了，笑中可也有泪；汪静之氏一味天真的稚气；应修人氏却嫌味儿淡些。
周启明氏民十翻译了日本的短歌和俳句，钱钟书 On“Old Chinese Poetry”The China Critie,Vol.VI,No.50.说这种体裁适于写一地的景色，一时的情调，是真实简鍊的诗。《小说月报》十二卷五号到处作者甚众。但只賸了短小的形式：不能把捉那刹那的感觉，也不讲字句的经济，只图容易，失了那曲包的余味。周氏自己的翻译，实在是创作；别的只能举《论小诗》里两三个例，和何植三氏《农家的草紫》一小部分。也在那一年，冰心女士发表了《繁星》《论小诗》，第二年又出了《春水》，她自己说是读太戈尔而有作；一半也是衔接着那以诗说理的风气。民十二宗白华氏的《流云小诗》，也是如此。这是所谓哲理诗，小诗的又一派。两派也都是外国影响，不过来自东方罢了。《流云》出后，小诗渐渐完事，新诗跟着也中衰。
白采的羸疾者的爱一首长诗，是这一路诗的押阵大将。《晨报副刊》他不靠复沓来维持它的结构，却用了一个故事的形式。是取巧的地方，也是聪明的地方。虽然没有持续的想像，虽然没有奇丽的比喻，但那质朴，那单纯，教它有力量。只可惜他那“优生”的理在诗里出现，还嫌太早，一般社会总看得淡淡的远远的，与自己水来无干似的。他读了尼采的翻译，多少受了他一点影响。
和小诗运动差不多同时，十四年四月出版一支异军突起于日本留学界中，这便是郭沫若氏。他主张诗的本职专在抒情，在自我表现，诗人的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他最厌恶形式，而以自然流露为上乘，说“一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他说，——只要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底纯真的表现，命泉中流出来的Strain，心琴上弹出来的Molody,生底颤动，灵底喊叫，那便是真诗，好诗，便是我们人类底欢乐源泉，陶醉的美酿，慰安的天国。《女神》十八月出版“诗是写出来的”一句话，后来让许多人误解了，生出许多恶果来；但于郭氏是无损的。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浿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以上分见《三叶集》四五，一三三，一七，六，七，各面中国缺乏瞑想诗。诗人虽然多是人本主义者，却没有去摸索人生根本问题的。而对于自然，起初是不懂得理会；渐渐懂得了，又只是观山玩水，写入诗只当背景用。《创造周报》四号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诗是第一回。至于动的和反抗的精神，在静的忍耐的文明里，不用说，更是没有过的。不过这些也都是外国影响。——有人说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是创造社的特色，郭氏的诗正是一个代表。
二
十五年四月一日，北京《晨报诗镌》出世。这是闻一多徐志摩朱湘馓孟侃刘梦苇于广虞诸氏主办的。他们要“创格”，要发见“新格式与新音节”。仝注［14］闻一多氏的理论最为详明，他主张“节的匀称”，“句的均齐”，主张“音尺”，重音，韵脚。诗刊并尝他说诗该具有音乐的美，绘画的美，建筑的美；音乐的美指音节，绘画的美指词藻，建筑的美指章句。他们真研究，真试验；每周有诗会，或讨论，或诵读。梁实秋氏说“这是第一次一夥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诗镌》七号，又《诗刊》创刊号梁实秋文。音尺即节，二字的为二音尺，三字的为三音尺。闻主张每诗各行音尺数目，应求一律。虽然只出了十一号，留下的影响却很大——那时候大家都做格律诗；有些从前极不顾形式的，也上起规矩来了。“方块诗”“豆腐干块”等等名字，可看出这时期的风气。
新诗形式运动的观念，刘半农氏早就有。他那时主张（1）“破坏旧韵，重造新韵”，（2）“增多诗体”。“增多诗体”又分自造，输入他种诗体，有韵诗外别增无韵韵诗三项，后来的局势恰如他所想。“重造新韵”主张以北平音为标准，由长于北平语者造一新谱。《诗刊》创刊号后来也有赵元任氏作了《国音新诗韵》。出版时是十二年十一月，正赶上新诗就要中衰的时候，又书中举例，与其说是诗，不如说是幽默；所以没有引起多少注意。但分韵颇妥贴，论轻音字也好，应用起来倒很方便的。
第一个有意实验种种体制，想创新格律的，是陆志韦氏。他的《渡河》问世在十二年七月。他相信长短句是最能表情的做诗的利器；他主张舍平仄而采抑扬，主张“有节奏的自由诗”和“无韵体”。那时《国音新诗韵》还没出，他根据王璞氏的《京音字彙》，将北平音并为二十三韵。《新青年》三卷三号这种努力其实值得钦敬，他的诗也别有一种清淡风味；但也许时候不好吧，却被人忽略过去。
《诗镌》里闻一多氏影响最大。徐志摩氏虽在努力于“体制的输入与试验”，却只顾了自家，没有想到用理想论来领导别人。闻氏才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以上均见《渡河》自序徐氏说他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作者的影响。《死水》前还有红烛，讲究用比哈，又喜欢用别的新诗人用不到的中国典故，最为繁丽，真教人有艺术至上之感。《死水》转向幽玄，更为严谨；他作诗有点像李贺的雕馊而出，是靠理智的控制比情感的驱遣多些。但他的诗不失其为情诗。另一面他又是个爱国诗人，而且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爱国诗人。
但作为诗人论，徐氏更为世所知。他没有闻氏那样精密，但也没有他那样冷静。他是跳着溅着不舍昼夜的一道生命水。他尝试的体制最多，也译诗；最讲究用比喻——他让你觉着世上一切都是活泼的，鲜明的。陈西滢氏评他的诗，所谓不是平常的欧化，按说就是这个。又说他的诗的音调多近竭鼓铙钹，很少提琴洞箫等抑扬缠绵的风趣，均见猛虎集序文，那正是他老在跳着溅着的缘故。他的情诗，为爱情而咏爱情：不一定是实生活的表现，只是想像着自己保举自己作情人，如西方诗家一样。《四■闲话》三四二——三四三面但这完全是新东西，历史的根基太浅，成就自然不大——一般读者看起来也不容易顺眼。闻氏作情诗，态度也相同；他们都深受英国影响，不但在试验英国诗体，艺术上也大半模仿近代英国诗。Harold Acton,Contemporary Ohinese Poetry,Poetry Vol.XLVI No.1梁实秋氏说他们要试验的是用中文来创造外国诗的格律，装进外国式的诗意。这也许不是他们的本心，他们要创造中国的新诗，但不知不觉写成西洋诗了。《诗刊创》刊号这种情形直到现在，似乎还免不了。他也写人道主义的诗。
留法的李金髪氏又是一支异军；他民九就作诗，但《微雨》出版已经是十四年十一月。“导言”里说不顾全诗的体裁，“苟能表现一切”；他要表现的是“对于生命欲椰揄的神秘及悲哀的美丽”。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晨报副刊》刘梦华文讲究用比喻，有“诗怪”之称；《美青杂志》二期黄参岛文但不将那些比喻放在明白的间架里。他的诗没有寻常的章法，一部分一部分可以懂，合起来却没有意思。他要表现的不是意思而是感觉或情感；仿佛大大小小红红绿绿一串珠子，他却藏起那串儿，你得自己穿着瞧。这就是法国象征诗人的手法；李氏是第一个人介绍它到中国诗里。许多人抱怨看不懂，许多人却在模仿着。他的诗不缺乏想像力，但不知是创造新语言的心太切，还是母舌太生疏，句法过分欧化，教人像读着翻译；又夹杂着些文言里的叹词语助词，更加不像——虽然也可说是自由诗体制。他也译了许多诗。
后期创造社三个诗人，也是倾向于法国象征派的。但王独清氏所作，还是拜轮式的雨果式的为多；就是他自认为仿象征派的诗，也似乎谊胜于幽，显胜于晦。穆木天氏讬情于幽微远渺之中，音节也颇求整齐，却不致办于表现色彩感。冯乃超氏利用铿锵的音节，得到催眠一般的力量，歌咏的是颓废，阴影，梦幻，仙乡。他诗中的色彩感是丰富的。
戴望舒氏也取法象征派。他译过这一派的诗。他也注重整齐的音节，但不是铿锵的而是轻清的；也找一点朦胧的气氛，但让人可以看得懂；也有颜色，但不像冯乃超氏那样浓。他是要把捉那幽微的精妙的去处。姚蓬子氏也属于这一派；他却用自由诗体制。在感觉的敏锐和情调的朦胧上，他有时超过别的几个人。——从李金髪氏到此，写的多一半是情诗。他们和《诗镌》诸作者相同的是，都讲究用比喻，几乎当作诗的艺术的全部；不同的是，不再歌咏人道主义了。
若要独立名目，这十年来的诗坛就不妨分为三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
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写毕于北平清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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