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崛起”论一个主要的观点是反对“五四”以来、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新诗的进步的、革命的传统

　学术论文发表的科学性，要求作者在立论上不得带有个人好恶的偏见，不得主观臆造，必须切实地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论据上，应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以最充分的、确凿有力的论据作为立论的依据。在论证时，必须经过周密的思考，进行严谨的论证。
讨论会对三个“崛起”论对新诗所作的历史评价和中国新诗发展道路及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与会同志说，“崛起”论一个主要的观点是反对“五四”以来、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新诗的进步的、革命的传统。而我们则正是要继承和发扬这一光荣传统。
与会同志指出，“崛起”论要让新诗“从零开始”，就是从废墟开始，从瓦砾开始，就是文化上的虚无主义。有的同志说，我国的新诗运动六十多年来走过曲折道路，也犯过许多错误，但只要尊重历史事实，就不难看到，尽管它带有这样那样的弱点，其主流毕竟还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不断地在前进，在成熟。把新诗的历史描绘得那么不值一顾，把新诗的现状描绘得那么岌岌可危，这不是太危言耸听了吗？有的同志还说，“崛起”论者，把胡适、李鑫发、徐志摩等推出来作新诗的代表，一笔抹杀新文学运动的历史功勋，在他们眼里，一段空白以后，就是新崛起的“古怪诗派”了。这完全是颠倒是非，坚历史的严重歪曲，同志们纷纷表示，希望能尽快有一两部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写出的中国新诗史，对我国新诗的历史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和评价。
大家认为，诗歌创作必须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必须反映革命的时代精神和人民大众的思想感情，坚持这一点，社会主义诗歌就能得到进一步发展和繁荣。否则，诗歌艺术必然走入歧途。
“崛起”论认为革命现实主义只能“照像式简单写实”。与会同志对此进行了批评，指出：在新诗六十多年历史中，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与生活一道存在，和生活一同发展，它们都能艺术地揭示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趋势，表现人民群众发行客观世界和精神风貌和丰富的内心世界。毫无疑义，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也要随着生活的前进，在艺术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与会同志指出，“崛起”论者要否定的是革命诗歌传统，要继续的则是新月派、现代派的衣钵。他们鼓吹西方现代主义，企图使新诗朝着现代派“猛烈地前进一步”。这不难看出，“崛起”论者要把我们社会主义诗歌变为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个分支，一个附庸。与会者在批评了这种错误主张后指出，中国社会主义诗歌，应以其独树一帜的民族特色，立于世界诗林。
与会同志指出，我们并不全盘排斥西方现代主义。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的反映，西方现代主义的某些作品有一定认识价值，它的某些技法、个别美学观点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是社会主义诗歌不能走西方现代主义的路。西方现代主义诗歌的世界观、艺术观是以主观唯心主义、反理性主义为基础的，总的说来，是一种对生活失去信心、失去希望的诗歌，是消极颓废的诗歌。
有的同志说，写诗是社会的事，写一些叫人看不懂的诗，有什么社会价值和美学价值呢？怎样去发挥诗的社会作用呢？“崛起”论者甚至主张要从罪恶中去发现诗，这完全是对诗的亵渎。我们不能把腐朽当神奇。他们是在复旧，不是什么创新。
与会者一致指出，实行西方现代主义的“美学原则”，步西方现代主义的兵法进行“内容和感情”的“更新”，这是完全不能令人同意的。
与会同志谈到，世界上都称我们中国是文明古国，国外翻译了不少我们的古典诗歌和新诗，给予了很高评价。在向外国诗歌借鉴的时候，应当有民族尊严。有的同志认为，“崛起”论者提出的所谓“一套新的表现手法”，许多是我国古典诗歌早已有之的，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有的同志则卒业，现代派手法的确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但不能笼统说现代派手法在我国古典诗歌中早已有之。我国古典诗歌，具有人民性的优良传统。许多优秀作品，或是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或是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都以内容与形式的统一，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
讨论中，与会同志肯定了近几年出现的一些好诗，包括受到错误理论影响的青年诗作者曾发表过的某些好作品。同时，对近几年出现的一些如《诺日朗》、《彗星》、《墙》、《流水线》、《空隙》、《泥蝉的表演》一类颠倒美丑、混淆新旧、空虚绝望、阴影晦涩，有严重错误，产生不良影响的作品进行了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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