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联办的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于1997年7月26日至30日在武夷山隆重召开

教育论文发表的科学性，要求作者在立论上不得带有个人好恶的偏见，不得主观臆造，必须切实地从客观实际出发，从中引出符合实际的结论。在论据上，应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以最充分的、确凿有力的论据作为立论的依据。论文发表在论证时，必须经过周密的思考，进行严谨的论证。
 近20年来，中国的诗歌创作、理论批评和学术研究都取得了极大的进展，出现了许多新的现象，提出了许多新问题，获得了许多新成果。在21世纪即将到来的时候，人们都怀有一种期待，希望有一次严肃认真的学术对话，以便回望历史、透析现在、展看未来，让中国诗歌更稳健地进入新的世纪。经过半年多的认真筹备，由福建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主办，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福建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联办的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于1997年7月26日至30日在武夷山隆重召开。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及美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韩国等国家和地区的汉语诗歌研究领域60位知名学者出席了研讨会。研讨会采用演讲者主讲、讲评者点评、听众提问的国际研讨方式，以“现代汉诗的本体特征”为研讨主题，着重探讨了现代汉诗的本体特征与建构策略，就现代汉诗的诗学难题、现代汉诗与现代汉语、现代汉诗与中国诗歌传统、现代汉诗的现状与前景等难点、热点问题展开了热烈争鸣。与会者一致认为这是中国诗歌研究界一次精心筹备、规格高、学术性强和成果显著的研讨会。会后，《光明日报》、《中国新闻》、《文艺报》、《文学报》、《文论报》、《作家报》、《诗刊》、《台港文学选刊》、《仙花》、《香港文学》、《莱顿国际亚洲学院通报》等中外文报刊，均对本次会议作了热情报道。现将会议的论文汇编出版，以便让诗歌的交流与对话在更宽广的层面展开。
    会议取名为“现代汉诗学术研讨会”，带有对“新诗”这一历史概念的反思性质。“现代汉诗”这个词，虽然80年代就有人在文章中用过，1991年还出现过以“现代汉诗”作刊名的民间诗歌刊物，但以此作为一种诗歌型态并作出理论辨析的，还是这一次会议。王光明(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的论文《现代汉诗：“新诗”的再体认》追溯了从“白话诗”到“新诗”的历史行程，从诗歌本体立场出发，反思了它们的观念形态及其发展过程所形成的“情结”。他认为：“现代汉诗作为一种诗歌形态的命名，它意味正视中国人现代经验与现代汉语互相吸收、互相纠缠、互相生成的诗歌语境，同时隐含着偏正‘新诗’沉积的愿望。”
    谢冕(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讲评中充分肯定“现代汉诗”的命名意义，“把不稳定的表述予以稳定，使疲劳的追逐告一个段落”。他同时认为王光明的“再体认”，反映出当代诗歌理论家们面对“新诗”的“历史迷误”和“当前焦虑”所持的策略，但他担心这种策略“把新诗的自由诗和格律诗都否定了”，“对新诗革命的历程和成就怎样进行评估?”梁秉钧(香港大学英文与比较文学系)则觉得“现代汉诗”是一个值得认同的理想。他认为该命名(比“新诗”)更能面对二十世纪许多地区复杂的语言和文化境遇中的诗歌写作，便于整合与阐述不同地区、制度下的诗歌现象。他以香港现代诗的形成作例，在论文中提出：“值得探讨的是其中对五四传统的选择的承传，对西方现代诗创造性的转化，以及这些中西文化及诗艺的辗转磋商。”他认为香港许多诗人的诗作都介乎于“认同与疏离”的矛盾当中，尽管诗的形式和文字是对中西诗艺的传承，“却不能轻易地认同两方面的推论而寻得一个安顿的位置”，在这种情形下，“现代汉诗”的理念具有阐述的包容性。
    李震(陕西社科院文学所)也认为应该在母语文化与现代生存处境的迎拒关系中理解“现代汉诗”的命名意义，“从语言的角度看，是倾向历史童年的乡音；从经验的角度看，是支离的生命感受。现代汉诗面对的是‘潜’与‘显’文化形态的差异与冲突。”周亚琴(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则在提交的论文《在写作实验与批评建构意识之间》中说：  “现代汉诗是诗歌对语言选择的一种主动意识的体现。……它是历史中的存在。”然而，作为历史的存在，“是现代汉语造就了现代中国人，还是有现代中国人才有现代汉语”，沈奇(西安商学院)在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如何认识语言本质的关键问题，在本世纪人文科学领域“语言转向”中，被许多学者所关注。有许多新见解。
    刘福春(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在《新诗：远离汉语的写作》为题的发言中主张对“新诗”进行历史的考察。他认为中国新诗经历了三度语言演变：在初期“白话”写作中切断汉语传统，显意识写白话潜意识写旧诗;三四十年代形成口语写作传统并出现艾青、冯至这样的优秀诗人；但同时也受翻译语言的影响，而后又受意识形态套语的干扰，年轻一代诗人处于与“现代汉语”相隔的“玻璃走廊”中。
    骆寒超(浙江大学中文系)提出，“现代汉诗”的问题，主要不在于“新诗”面对“现代汉语”的困难，而是如何展开实践及实践与“现代经验”互相转化。“现代经验”、“现代汉语”，以及它们与诗的关系，的确是“现代汉诗”概念最为关心的范畴。在研讨会上，不少学者把“现代经验”置放到现代性寻求的具体历史过程中进行讨论。
    臧棣(北京大学中文系)在论文(现代性与新诗的评价)中认为“用新诗的现代性的框架以解决新诗的评价问题，也许是我们迄今所能发现的最可靠的途径。”他认为新诗在传统之外开拓了一个越来越开阔的审美空间，“并且，这个新的审美空间的自身发展，还与中国不可逆转的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然而，正因为新诗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互相纠缠，也产生了王光明论文中提出的“寻求现代性过程中的迷思”，譬如急切求解放过程中的缺乏反思精神的“现实化”和“世界化”倾向。方李珍(福建师大中文系)也在论文《冲突与期待》中意识到，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东西文化的强烈撞击，“唤起的是人对自身的关注，因而‘自我’的经验与意识得到了非一般化的强调，显现出与传统决然不同的‘新’姿态，成为新诗现代性的主要特征与符号语码。”然而，这个“自我”又始终是矛盾的裂变的。那么，现代性是新诗“合法性”的一个指标，还是一个必须复杂面对的问题?唐晓渡(中困作家协会《诗刊》社)在评讲中指出新诗历史80多年的现代性并不呈现承脉的特征，它的意义和寻求过程中的问题也非常复杂。
    佐佐木久春(日本秋田大学)的《中国当代诗——论诗人的现代意识》回顾了7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多元共存的现象，认为诗人的现代意识随着时代与自我的裂变在不停地变化，不同的人将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各自的“现代性”。顾彬(wolfgang Kubin，德国波恩大学)则以《顾城在德国》的诗人个案解剖，分析现代汉语写作过程“现代性”获取的复杂境况，认为顾城因为受到①意识形态话语②亲属伦理话语③出版机构话语等多重“改写”，不可能是一位“真正的童话诗人”；“纯粹的自我”即使作为诗人的理想，也因为诸种价值话语影响而改变其本来面貌。如果承认某种纯粹恰恰是相信“现代性”的不纯粹。不断地被改写和反改写或许就是现代汉语诗人“现代性”寻求的实际情形。遗憾的是，顾彬直到会议论文结集也未把这篇论文写出，会后寄来的是另一篇饶有趣味的论文《用你的身体写作一一舒婷诗中的“伤痕文学”》，现由郜积意译成中文收入本书。
    无论把现代性作为独立的美学因素，还是将它作为现代中国诗歌一种分裂、流动并且不纯粹的“质”，与会学者几乎都不把现代性作为与传统相对抗的东西。这是诗歌理论研究的进步，意味着在思维方式上开始走出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研讨会有多篇论文涉及到占代诗学遗产的话题，如俞兆平(厦门大学中文系)讨论叶维廉诗学理论的论文《哲思与诗语》和陈仲义(厦门业余大学)论述“新古典诗学”的《遍野散见却有待深掘的高品位富矿》，均提出古典诗学的现代意义和重估传统价值的问题。蓝棣之(北京：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的《论新诗对于古典诗歌的传承》也提出新诗对古典抒情传统，晚唐诗的象征传统，宋诗以文为诗的传统等均有传承。他说，“应该把新诗看成是古典诗歌的现代转型。”
    郜积意(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在讲评中认为，现代诗歌写作对古典诗歌的“传承”，从另一向度言之，则可以认为是现代对传统的发现与包容。这种看法沟通了前面提及的臧棣论文的另一个观点，臧棣认为“采用新的语言，借用新的诗体，实验新的技巧，在根本上，很可能并不构成对传统的反叛。而只是对传统的压抑机制所采取的一种拒斥或反抗的姿态。”他认为新诗现代性的实践不仅构成了自己的传统，而且“重新发现”了传统，为此，他怀疑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一书中提出的“创造性转换”的思路是否行得通。这种观点得到了李振声(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应和，他在《坚持在差异中写作》的发言稿中说：“原则上我比较同意臧棣的看法：这里边绝不是一个继承者与被继承者之间的简单关系，所谓‘创造性转换’，也绝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容易，认真追究起来，可能性甚至颇为可疑。但我也不像臧棣那样决断。在我看来，与其将它们看作是一种二元对立，互不相容的紧张关系，不如看作是一种差异性关系，这一关系的重点是互为参照，互相阐明，互相对应，互为背景和界限，而不是继承与被继承、臣服与被臣服，更不是模仿与被模仿的关系。”这种关系在王家新(北京教育学院)看来是“一种‘互文’关系”，他说：“现在，中国诗人正致力于与西方诗歌的互文性的建立，同时又把中国古典诗歌作为多重参照之一重新引入现在。”
    作为一个案例的分析，孙玉石(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论文(呼唤传统：新诗现代性的寻求)，可谓为现代对传统的“发现”与“互文性”作了不期而遇的具体阐述。文章通过废名诗观及30年代现代派“晚唐诗热”的个案研究，发现了现代诗质寻求中与传统相遇的景观：“以现代的审美眼光，对于传统诗学的一种独特的观照。是与他(废名)的现代派美学观念的需求相一致的。”他说，“废名们的新诗现代美学的追求，摆脱了古典性意识强大影子的笼罩，又在传统和西方的互动性的寻求与认同中，找到了自身独特的美学规范，从而使得对于诗的本质的思考升华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
    诗歌活动的领域是语言，现代对传统的“发现”或“互文”关系自然绕不开语言问题的讨论。任洪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甚至认为“两种语言的真正相遇处才是两种文化的相汇处”。他在论文《语言相遇：汉语智慧的三度自由空间》中，熔巴尔特、德里达、老庄的观点为一炉，以诗人的激情与感悟，讲述了巴尔特的“零”、“空”和德里达的“无”的观念留给我们的震撼：人不可遏制地要冲破语宵的界限。回顾汉语通过道家打破《易》的“恶循环”、以及与梵语相遇两度展开的自由空间，他激越宜称： “梵语的佛被改写成汉语的禅，我们曾经在‘弒’佛的文化中肯定自己。现在，汉语与西方主流语言相遇，也许我们不能不在‘弒’父的文化中否定自己了。……弒佛+弒父，将是永远否定中的历史肯定。永远反题中的生命正题。”
    与任洪渊对语言问题的文化探讨不同，何锐(贵州省作家协会)则认为诗人自古以来就受着“言不尽意”的痛苦的折磨。他在<现代汉诗的语言困境与超越>的论文中认为：诗歌面临着两方面的语言困境，一是语言落后于现实的发展，二是文化的强制作用。要想突破日常语言的局限，既要在语言形式排列组建中作突破性的努力，又要在“虚幻的空间幻象”的创造上借助语言又超越语言。周晓风(重庆师范学院中文系)的论文《现代汉语与现代新诗》，从符号学美学的角度具体展开了古今两种诗歌语言的探讨。他认为古代汉语造就了古诗特征，现代汉语决定了现代汉诗特征。对比分析古代汉语与现代汉语语音、语法及文字的差异，他认为依赖“口语”的自由诗必产生“散文美”的审美追求，由戴望舒到艾青的新诗美学自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代汉语的“言文一致”、语法系统大众化及诗人在“白话”中求诗质。不过，即使对自由诗而言，“散文美”的提法也是颇为危险的，因为从理论上看，诗与散文有些界限是不能跨越的，尽管我们不必像一些西方学者那样把诗的表达与散文表达的区分看得那么绝对，自由诗也的确体现了诗语言与日常语言折衷的特点，但如果要承认自由诗是诗，仍然要体现诗歌的形式因素，比如节奏的安排，语言的返回效果。因此到了最简单的层次时，分行的形式也是区别诗与非诗的一个标签，更何况判断诗与非诗，也不能完全由创作者说了算，它也依赖于读者的认知能力。这样也说明传统的一些诗歌“印痕”也仍在起作用，在诗的本质上，传统与现代也是无法一刀两断的。这样，从现代性与传统、现代汉语与传统汉语的讨论，便使诗的本体要求渐渐浮出了水平面。王光明在论文中提出，“领悟语言的深层意义，展开审美活动的开发探讨，我们所坚持的立场，恐怕既不应是传统的立场，也不是当下被偏见蒙蔽着的功利立场，而应是诗歌的根本立场。可以说，正是诗把逻辑的语言系统转换为审美的符号系统，冲破工具理性的层层罗网，使语言萎缩、板结的细胞得以复活和新生；正是诗歌语法的‘特权’，为文学手法提供了新的片语用法、新型的语意句子结构。事实上，诗学立场的坚持才能真正使语言成为可能，因为语言与诗本身就存在循环的阐述关系。”余禺(《台港文学选刊》杂志社)也认为： “在文化与历史双向地作用于我们的今天，一方面，我们的历史境遇可以而且已经超前地发展出一种既成的文化形态；另一方面，文化也一定有所作为地回答历史的提问并最终规定一段历史的性质。在当下，我们和诗歌再次相遇，意味着重新接受诗歌本质的洗礼，也就是生命在诗歌语言上的再呈现，语言对生命的再召唤，就是能指与所指在新的向度上的再契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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