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选题要有用分析（一）

 

 

    论文写作选题要有用

 

　　我们写文章总希望发表 ，让它产生一点社会影响 ，或者作为一篇课程论文交给老师，希望得到好分数 ，那我们的职称论文题目就应当贯彻有用的原则 ， 或者说我们的职称论文发表选题要有意义 。林庚认为：“选题有没有意义是至关重要的。选题如果没有多大意义，即使做得很用功，做出来价值也不大 。假如古诗中有那么一首作品 ，过去不知道作者 ，通过考证 ，知道了某一首诗的作者是谁。这种考证固然增加了知识，也可以算是学问。但如果作者既很平常 ， 作品也很一般 ，本来就没有人过间 ，文学史也不提它 。那这种研究会产生什么影响呢？任何影响也不会产生 。这虽然也解决了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是孤立的，根本不和其他问题发生任何关系 ，好比一潭死水 ，没有波澜，也就起不了什么作用。我们选择一个题目，这个问题研究出来 ，最好希望它富于生命。”。

 

　　经世致用是我国知识分子著书立说的传统观点 。孔子论《诗》就特别注意发挥《诗》的社会价值 ，《论语 ·阳货》篇记载了他对学生们说的一段话就可 以说明这一点 ：“小子何莫学乎《诗》 ，《诗》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 ； 还之事父 ，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后来学者们写论文也注意贯彻有用的原则，如东汉时有人嫌王充的《论衡》的篇幅太多 ，王充在《论衡·自 主己》篇中回答道：“为世用者 ，百篇无害；不为用者 ，一章元补。如皆为用，则 多者为上，少者为下。”北宋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也是为了经世致用 ，其《进 资治通鉴表》自称：“每患迁 、固以来 ，文字繁多 ，白布衣之士读之不遍 ，况于 人主臼有万几 ，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撰 ，欲删削冗长 ，撮举机要，专取关国家 兴衰 ，系生民休戚 ，善可为法 ，恶可为戒者 ，为编年一书。咱 该书的书名也 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南宋的真德秀还强调了文学研究也应当经世致用， 他说：“夫士之于学 ，所以穷理而致用也 。文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咱 明末清韧的大学者顾炎武的观点尤为鲜明 ，指出文须“有益于天下 ，有益于 将来 ，多 篇，多一篇之益矣 ，若夫怪力乱神之事 ，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诀信 之文，若此者 ，有损于己 ，无益于人 ，多 篇，多一篇之损矣。” 他还说：“凡 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 ，当世之务者 ，一切不为。” 因此有人请他写澳墓的 文章 ，他一概拒绝。近人黄侃认为：“人类的一切学问都应当以‘ 正德 、利用、 厚生’ 为目的，因此做学问是‘ 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后 世开太平’。”他的学生殷孟沦认为：“研究学术不是为研究而研究 ，而是为了 国计民生的利益。这正是黄先生治学的根本目的。”

 

 

　　当然 ，治学是否贯彻致用的原则 ，主要不是看他的宣言 ，而是看他的学术论著。陈寅恪虽然没有什么宣言，但是他的论著告诉我们 ，他也是主张做 学问应当对社会的发展起一点作用 。比如他在《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中谈 道：“北平图书馆藏敦煌写本诸经杂缘喻因由记第一篇 ，其末云‘ 号称莲花色 尼’ 。盖莲花色尼出家因缘也。佛教故事中关于莲花色尼颇多 。此写本所 述 ，即其一种。寅恪初取而读之，见所谓七种咒誓恶报仅载六种。”于是他查 了一下巴利文有关经书，发现“所载此尼出嫁因缘 ，与敦煌写本大抵相同，惟 其中有一事绝异而为敦煌写本所无者 ，即莲花色尼屡嫁 。而所生之子女皆离妇，不复相识，复与其所生之女共嫁于其所生之子 。

 

　　释迦之教义 ，无父元君 。与吾国传统之学术、存在之制度 ，无一不相冲突。输入之后，若久不变易，则决难保持。是以佛教学术 ，能于我国思想史上 ，发生重大久远之影响者 ，皆经国人吸收改 易之过程。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貌者，若玄堤唯识之学 ，虽震动 一时之人心 ，而卒归于消沉歇绝 。 窃疑中国 自今日以后，即使 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 ，其结局当 亦等于玄绽唯识之学 ，在 吾国思想史上 ，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 ，且亦归歇绝者 。其真能于思 想上自成 系统，有所创获者 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术 ，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 。他还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中 ，对《马民文通》死搬硬套印欧语系语法 的做法作了分析批评 ，指出：“夫印欧系语文之规律 ，未尝不间有可供中国之 文法作参考及采用者” ，但是“其他属于某种语言之特性者，若也同视为天经 地义 ，金科玉律 ，按条逐句 施诸不同系之双文 ，有不合者 ，即指为不通。 呜呼 ！文通，文通 ，何其不通如是耶？”“由是言之 ，从事比较语言之学 ，必具 一历史观念 ，而具有历史观念者 ，必不能认贼作父 ，自乱其宗统也。”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我们不能将选题要有用的原则简单地理解为为政治服务 ，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一套做法 ，恰恰是应当摒除的 。也不能象汉代今 文学家那样直接将古书应用于现实 。梁启超指出：“两叹之间 ，儒者通经 ，皆 以致世，以《禹贡》行水 ，以《洪范》察变 ，以《春秋》折狱 ，以《诗》三百五篇当谏 书。盖六经之文 ，无一字不可见于用。” 孙钦善进一步分析道 ：今文家标榜“经世效用” ，即强调经书的直接的 ，简单化的实用 目的。如前汉今文家以《尚书·禹贡》治河（见《汉书 ·平当 传》） ，以《尚 ·洪范》察变（见《汉书 ·夏侯胜传》） ，以《春秋》治披（《汉书 ·艺文 志》著录《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 ，以《诗经》为谏书（见《汉书 ·儒 林传 ·王式传》） ，或当规戒（如《韩诗外传》）等；此外 ，今文学多言阴 阳灾异，宣扬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 ，把儒学神化 ，为巩固现实统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