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方法与论文写作——选题要有用分析（二）

 

　　在我们看来“有用”的含义是相当宽泛的 ．凡有益于人类进步 、社会发展 的选题，即使是提倡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 ，甚至编一部工具书 ，应当说都符合有用的原则 。胡适曾举例道：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 。在消极方面 ，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 、徐柳泉、蔡导民一般人的谬说。在积极方 面 ，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 法。我妥教人疑而后信 ，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

 

　　清人王梦阮和沈瓶庵写过一本《红楼梦索隐》 ，认为是书全为清世祖与 董鄂妃而作 ，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 。董鄂妃即秦淮名妓董小亮，历经被折 ， 后为顺治皇帝纳之宫中 ，宠之专房 ，封贵妃 。妃不得志，乃快快死 。世祖痛 妃切 ，至带发为僧，去之五台不返 。诚千古未有之奇事，史不敢书 。此《红楼 梦》一书所由作也 。鲁迅指出：“董鄂妃是满洲人 ，并非就是董小宛 ，清兵下汪南的时候 ，小宛已经二十八岁了；而顺治方十四岁 ，决不会高把董小宛做妃的道理。” 清人徐柳泉尝云 ：“小说《红楼梦》一书 ，即记故相明珠家事 。 金钗十二 ，皆纳兰侍御所奉为上客者 。宝钗影高清人，妙玉影西溟先生 。妙 为少女 ，姜亦妇人之美称 ，如玉如英 ，义可通假。” 鲁迅指出 ：“这是因为性 德是词人，是少年中举 ，他家后来也被查抄 ，和宝玉的情形相仿佛 ，所以猜想 出来的。但是查抄一事 ，宝玉在生前 ，而性德则在死后 ，其他不同之点也很 多，所以其实并不很相象。”蔡手民《石头记索引》称：“《石头记》者 ，清康 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 。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 ，揭清之失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腼脂 ，言拾汉人唾余也。” 鲁迅指出：“此说未 免近于穿凿 ，况且现在既知道作者既是汉军旗人 ，似乎不至于代汉人来抱亡国之痛的。” 王梦阮 、徐柳泉 、蔡手民是《红楼梦》研究中索隐派的代表人物 。他们都把《红楼梦》与清朝政治作简单的比附 ，而不要任何的证据 。胡适撰《红楼梦考证》的一个重要目 的就是为了反对他们唯心的研究方法 。顾 顿刚曾经谈到胡适的《红楼梦考证 》有两点成就 ：“适之先生第一个从曹家的 事实上断定这书是作者的自述 ，使人把秘奇的观点变成了平凡 ；又从版本上 考定这书是未完之作而经后人补缀的 ，使人把向来看作一贯的东西忽地打 成了两概” 胡适在方法论上最重要的成绩是运用了考证的方法 ，一切凭 材料说话 。胡适所倡导的方法产生了巨大影响。再如陈垣编篡《中西回史 日历》，花了四年时间 ，修改了五次 ，他在《自序》中说 ：“兹事甚细，智者不为 ， 然不为终不能得其用 。余之不惮烦，亦期为考史之助云尔 ，岂敢言历哉！”应当说编篡这样的工具书 ，其选题也是非常有意义的 。

 

　　我们的职称论文发表选题有用 ，就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 ，产生比较大的社会影响 。章 太炎的学生鲁迅就说过 ：“清末 ，治朴学的不止太炎先生一个人 ，而他的声名 还在孙 台让之上者 ，其实是为了他提倡种族革命 ，趋时 ，而且还‘ 造反’。”近现代许多有影响的学者如梁启超 、胡适 、鲁迅 、闻一多、朱自清 、郭沫若等 都是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者 ，他们的学术论著也是与推动中国现代文明息 息相关的。当然这种参与，也不局限于政治方面，例如北方许多城市严重缺 水，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史念海专门研究了西安缺水问题 。认为 唐代长安城内可以行船 ，现在西安严重缺水与终南山的森林受到破坏有关 。 如今之计 ，应培育终南山的森林 ，增加坷流流量 。史念海教授诙道 ：

 

　　1992 年，我将这个设想和建议向陕西省人民政府提出 ，经陕 西省林业厅和西安市林业局邀集西安林业专 家审议 ，认为这是“根 本解决用水困难问题的重要措施 ，建设这项工程意义深远” ，并责 成西安市林业局成立水源 涵育林工程建设领导小组及办公室 ，负 责秦岭北坡，J.l蓝田、长安、户县和周至四县山区部分水源涵养林 的建设工程。后来听说，中央林业部过问此事 ，并规定林业部拨款 两百万元人民币作为建设经费。

 

    就我个人而言 ，80 年代初 ，曾有感于借书难，而南京大学图书馆的老馆长 ， 著名图书馆学家李小缘一贯主张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 ，并且有许多为读者服务的感人事迹 。于是就写了篇《对读者应具摩顶放踵精神》 的文章，很快就发表了出来 。因为李小缘所提倡的这种精神，正是广大读者和图书馆 工作者所迫切需要的 。正如台湾学者严耕望所说，“假若你想你的工作对于 别的研究者有较大用处 ，甚至对于一般人也有用 ，换言之 ，希望有较大影响 力 ，那就不能不考虑实用 问题。”

 

　　当然也有不同观点 ，如章太炎 、梁启超 、胡适 、顾顿刚等著名学者 ，都曾 反对过学以致用。但是他们的观点往往前后矛盾，难以为据 。如章太炎 1906 年《与王鹤鸣书》云 ：“仆谓 学者将以实事求是 ，有用与否 ，固不暇计。学者在辨名实 ，知情伪，虽致用不足尚 ，虽无用不足卑。” 后来在《与钟君论学书》中又说 ：“学在求是 ，不在致用；用在亲民 ，不在干禄。” 这两 句话的意思都不那么周密 ，“不暇计”并不等于不计；“用在亲民”也还是用 ， 而且是很重要的用 。当他在谈到学以致用的时候，措词倒是非常明确的 ，如 他对顾炎武就非常推崇 ，曾于 1908 年《答梦庵》云 ：“若顾宁人者，到明音韵 ， 纤悉寻求 ，而金石遗文，帝王陵寝 ，亦靡不蝉精考索 ，惟惧不究 ，其用在兴起 幽情 ，感怀前德 ，吾辈言民族主义者犹食其赐。”20 年代初 ，他在《说求学》 的演讲中谈道：“求学之道有二：一是求是 ，一是应用。前者如现在西洋哲学 家康德等是 ，后者如我国圣贤孔子 、王阳明等是 。顾是二者 ，不可得兼 ，以言 学理 ，则孔子不及康德之精深；以言应用，则康德不及孔 、王之切近 。要之二 者各有短长 ，是在求学者自择而已 。然以中国之时势言之，则应用之学，先 于求是。” 这段话强调学以致用的态度非常明确 ，但是认为求是与应用二 者不可得兼的观点却是有问题的 ，实际上两者应当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求是 是为了更好地应用 ，而应用也应当求是 。

 

　　胡适 1919 年 8 月 16  日《论国故学（答毛子水）》云：“我以为我们做学问 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 。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 ，拣选所要 做的学间 ，拣定之后 ，当存一个‘ 为真理而求真理’ 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 更当用‘ 为真理而求真理’ 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 。学问是平等的 。发明 一个字的古义 ，与发现一个恒星 ，都是一大功绩。” 首先，胡适是在强调整理国故的重要性时说这番话的 ，未免过于夸张 。其次，如前所说 ，他在从事《红楼梦》考证时 ，特别强调了它在治学方法方面的示范作用 。后来，他在 1928 年 9 月写的《治学的方法与材料》又改口说 ：“虽然做学间的人不应该 用太狭义的实利主义来评判学术的价值 ，然而学问若完全抛弃了功用的标 准，便会走上很荒谬的路上去 ，变成妄费精力的废物 。这三百年的考证学固 然有一部分可算是有价值的史料整理 ，但其中绝大的部分却完全是枉费心 思。”

 

　　章太炎与胡适的学生顾顿刚也说过：“如果我们要求真知 ，我们便不能 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 。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 ， 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 ，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 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 ，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 。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 作无用的研究 ，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吻 顾顿刚毕竟离开不了 人生的约束 ，他于 1936 年正式成立的禹贡学会终于高举起经世致用的旗 帜，该学会之《本会此后三年中工作计划》有云 ：“士居今日 ，欲求经世致用救 亡图存之学 ，其道固有多端 ，而于吾国地理之研究 ，实属重要之一 ，盖研究吾 国地理的目的，端在于明了古今疆域的演变 ，户口之增损 ，民族之融合 ，山川 之险易 ，以及郡县建置 、道路修筑 、边城关堡之创设 ，运河沟温之凌凿 、土地 物产之利用 ，其所关于民生经济及国家之大计者为至重且巨也 。” 我们再 看看顾顿刚在古史辨 、民俗学研究 、历史地理 、《尚书》研究等方面的成果 ，又有哪一项是无用的研究呢？

 

  　下面我们再讨论一下梁启超的观点 ，梁氏认为：“凡真学者之态度 ，皆当 为学问而治学问。夫用之云者 ，以所用为目的，学问则为达此目的之一手段 也。为学问而治学问者，学问即目的，故更元有用元用之可言 。   其实就 纯悴的学者之见地论之 ，只当问成为学不成为学 ，不必问有用与无用 ，非如 此则学间不能独立 ，不能发达。咱 复称：“所谓‘ 学者的人格’ 者 ，为学问而 学问，断不以学问供学问 以外之手段。故其性耿介 ，其志专一 ，虽若不周于 世用，然每一时代文化之进展 ，必赖有此等人。” 并强调指出：“吾前文所 屡说之‘ 求真’ 两字 ，即前清乾嘉诸老所提倡之‘实事求是’ 也。”

 

 

　　怎样看待这个问题呢 ？我们认为纯粹的为学问而治学间的人是没有的，即以梁启超用作例证的乾嘉学者而言 ，他们做学问 同现实保持较远的距 离也是迫不得已的事 。正如柳台微所说：“前代文人受祸之烈 ，殆未有若清 代者 ，故雍 、乾以来，志节之士，荡然无存 。有思想才力者，无所发拙 ，惟寄之 于考古 ，庶不干当时之禁忌 ，” 清代一些汉族官员埋头校经考史 ，其实也 是一种姿态 ，表明自己对政治是漠不关心的 ，而这正好也表明了他们对文字 狱顾虑重重 。其实梁启超也清楚的认识到了这一点，指出：“其后文字狱频 兴 ，学者渐偏偏不自保 ，凡学术之触时讳者 ，不敢相讲习 。然英拔之士，其聪 明才力 ，终不能无所用也 。诠释故训，究索名物 ，真所谓‘ 于世无患 ，与人元 争’ ，学者可以自藏焉 。”

 

　　当时不少学者还把治学教书 ，修志篡谱当作终老送穷的→种手段 。梁 启超即指出：“其学成名著而厌仕宦者 ，亦到处有逢迎 ，，或书院山长 ，或各省 府州县修志 ，或大族姓修谱 ，或有力者刻书请鉴定 ，皆其职业也。”顾千里 帮人校书，章学诫帮人修志就是典型例子 。只是在这些人当中 ，有人厌于仕 宦，有人却没有条件当官 ，只好替人帮忙或帮闲。盹嘉学者校僻古籍 ，为后人提供了许多较为正确的文本或校勘资料 ，当 然也是很有意义的 。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云：“以予之识暗才懦 ，碌碌 无可自见 ，猥以校订之役 ，穿役故纸堆中 ，实事求是 ，庶几启导后人 ，则予怀 其亦可稍自慰矣夫。咱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 ·序》亦称：“予弱冠肘 ，好读乙  部书 ，通籍以后 ，尤专斯业 。自《史》、《汉》Yz:《金》 、《元》，作者廿有二家 ，反复 校勘 ，虽寒暑疾疵 ，未尝少辍 ，偶有所得 ，写于别纸。丁亥岁，乞假归里 ，稍编 次之，岁有增益 ，卷I快滋多 。戊戌，设教钟山 ，讲肆之暇 ，复加讨论。 廿 二家之书 ，文字烦多 ，义例纷纠 ，舆地则今昔异名 ，侨置殊所；职官则沿革选代 ，冗要逐时 。欲其条理贯串，了如指掌 ，良非易事，以予傅劣 ，敢云有得？ 但涉猎既久 ，启悟遂多，著之铅棠 ，贤于博奕云尔 。且夫史非一家之书 ，实千 载之书 ，怯其疑 ，乃能坚其倍 ；指其瑕 ，益以见其美 。拾遗规过，非为崎航前 人 ，实以开导后学。”⑤ 王氏欲“启导后人” ，钱氏欲“开导后学” ，看来他们也 都不是为校史而校史 。事实上，商务印书馆在出《百袖本二十四史》 ，中华书 局在出点校本《二十四史》的过程中 ，都把他们的著作当作重要的校勘参考资料。

　

  　然而 ，对乾嘉学者偏重于文字校勘的考据之学的评价也不宜过高 。曾 国灌曾说：“嘉道之际 ，学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风 ，袭为一种破碎之学，辨物析 名，梳文柿字 ，刺经典一二字 ，解说或至数千万言 ，繁称杂引 ，流衍而不得所 归。张己伐物专诋古人之隙。”① 梁启超也指出 ：“国朝自顾（ 亭林） 阎（百 诗）以后 ，学者多务碎义 ，戴（东原）阮（云台）承流 ，益畅斯风 ，斤斤辨洁 ，愈出 愈岐 ，置经义于不顾 ，而务求之于字句之间 ，于是《皇清经解》之书汗牛充栋 ， 学者尽数十寒暑 ，疲力于此 ，尚无→心得 ，所谓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也。”② 陈 寅恪批评道 ：

 

　　清室所最忌讳者 ，不过东北一隅之地，晚明初清数十年间之载 记耳。其他历代数千岁之史事，即有所忌讳 ，亦非甚违碍者，何以 三百年间 ，史学不振如是？是必别有其故，未可以悉由当世人主摧 毁压抑之所致也。独清代之经学与 史学 ，俱为 考据之学，故治其学者 ，亦并号为 朴学之徒c

 

　　以谨愿之人，而治经学 ，则但能依据文句 各别 解释，而不 能综 合贯通，成一有系统之论述 。以夸诞之人，而 治经学 ，则 不甘以片 段之论述为 满足。因其材料残缺而又寡少及解释无定之故 ，故可 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 ，以附会其广泛难征之结论 。

 

　　于是一世才智之士 ，能为 考据之学者 ，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 一途。其谨愿者，既止于解释文句 ，而不能讨论问题 。其夸诞者 ， 又流于奇诡悠谬 ，而不可究洁 。虽有研究史学之人，大抵于宦成以 后，休退之时 ，始以余力肆及，殆视为 文儒老病销愁送日之具 。当 时史学地位之卑下若此 ，由今忠之 ，诚可哀矣。

 

　　胡适也批评道 ：“那班崇拜两汉陋儒方士的汉学家固不足道 。那班最有 科学精棉的大师一一顾炎武 、戴震、钱大昕 、孔广森 、王念孙 、王引之等  一 他们的科学成绩也就有限的很 。他们最精的是校勘训话两种学问，至于他们最用心的声韵之学简直是没有多大成绩可说 。”张舜徽对清代经学的 评价也不高 。指出：“清儒专门治经 ，自惠（栋）戴（东原）开其先 ，天下影从而 响和者 ，元虑皆能尽精微而不克自致于广大 。至于乾隆之季，其隘已甚 ，微 扬州诸儒起而廓之 ，则终清之世 ，士子疲老尽气以从事者 ，杂猥而已耳 ，破碎 而己耳。”他还总结了乾嘉学者不如顾炎武之处有三点 ：

 

　　乾、嘉诸儒治学之规 ，固待诸亭林启迪之益为 多，然校其所至 ， 则去亭林犹远。扬榷而言，不同之故，盖有三焉 。亭林志在经世， 于历代典章沿革 、政权利弊 ，了如指掌。儿所考证，皆引古以筹今， 留意民痪，不 忘 当代。乾、嘉诸儒 ，贝1） 知古而不知今 ，为考证而考 证。专意精研，转成元用 ，一也。亭林论学，恒以“行己有耻 ，博学 于文”二语并举 。即以“博学于文” 而言 ，亦所该甚溥 ，乾、嘉诸儒治 学 ，仅能得其一体 。取径既狭，所就使小 ，二也。亭林虽尝言“读《九经》自考文始 ，考文自知音始”（《答李子德、书》） ，然仅以考文、知 音为 治经之始 ，明此二者之外尚大有事在 。乾 、嘉诸儒，辄相率以 考文始 ，以知音终。画地自圃 ，徒形拿陋 ，三也。

 

　　总之 ，不少清代学者迫于政治压力 ，做学问与现实生活保持距离是可以 理解的，我们今天做学问 当然不应当为研究而研究 ，而要充分考虑我们的研 究课题的实用价值 。当然有用的含义是十分宽泛的，而不能简单地理解为 直接为政治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