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写作选题要新——新的材料

 

 

　　在相关的科学研究中 ，还没有被运用过的材料 ，均可视为新材料 。材料是科学研究的基础 ，有新的材料往往会得出新的结论 ，即使新的结论不正确 ，新的材料本身也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傅斯年曾强调指出：“我们要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 ，然后可以起越前人；我们要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之上 ，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

 

 

　　胡适在红学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他说过：“因为考 证《红楼梦》的关系 ，许多大家不知道的抄本出现了 。此外，还有许多关于曹 雪芹一家的传记材料 。最后又发现脂砚斋的详本《红楼梦》 虽然不完全 ，但 的确是最早的本子一一就是现在我自己研究的一本 。后来故宫博物院开放 了，在康熙皇帝的→张抽屉里发现曹雪芹的祖父曹寅的一张秘密奏折 。这 个奏折说明当时曹家地位的重要 。如果没有这些新的材料 ，我们的考 证就没有成绩 。我研究这部书 ，因为所用的方法比较谨严 ，比较肯去上天下 地动手动脚找材料 ，所以找到一个最早的脂砚斋草本 ，以及无疑的最早印本一一活字本 ，再加上曹家几代的传记材料 ，所以我们的研究才能有点成绩。”




 

 

　　科研职称论文发表写作首先要注意新发现的材料,陈寅恪认为不注意使用新发现的材料 ，就很难参与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他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 ，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 。取用此材料 ，以研究 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治学之士 ，得预于此潮流者 ，谓 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 。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 。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 ，非彼闭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王国维之所以在学术研究中作出杰出贡献 ，是因为他能够注意运用甲 骨文等新发现之资料 。他在《古史新证》第一章 〈总论》中提出了运用材料的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 ，更得地下之材料 。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以括以补正纸上之材料 ，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会为实录，即百家不雅驯之言 ，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此二重证据法 ，惟在今日始得为之 。在王国维看来 ，有了新材料 ，往往就会产生新学问 。他在《最近二三十年中 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一文中 ，专门谈了新发现的材料与新学问的关系问题：

 

　　古来新学问题 ，大都由于新发现。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 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 出 ，而后有宋以后古器物 、古文字之 学。惟晋时汲家竹简 出土后 ，即继以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著 。 然同时杜元凯注《左传》：稍后郭瑛注《山海经》 ，已用其说。而《纪 年》所记禹 、益、伊尹，至今成为历 史上之问题。然则中国纸上之学 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 ，固不 自今日始矣。自汉以来 ，中国 学问上 之最大发见有三 ：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 汲家书；二则今之殷墟甲 骨文字 、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 。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壁、汉家所出 ，而各地零星发见之金石 书籍 ，于学术大有 关 系者 ，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友见时代 ，自来未有能比者也。

 

　　陈寅恪曾专门分析过王国维在学术研究中 ，运用新材料所取得的新成就 ，指出 ：先生之学博矣 、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 绎遗书 ，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 ，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 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 。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 作 ，如《殷 卡 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吾强犹考〉等是也 。 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 。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 边疆地理之作 ，如《萌 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 亦 儿 坚考》是也。 三日取外来之观念与 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 。凡属文艺批评及小说 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是也。今人杨向奎还联系当时的学术背景对王国维运用新材料作了充分的肯定 ， 他说 ：“王国维是利用甲骨 、金文解释中国古代史的创始人 。这种方法，现在 来看是平常的而且是应当的 ，但在当时来说 ，这是新奇的事 。我们看一看和 王国维同时的学术权威 ，经学经古文大家康有为和章 太炎的学风 ，就更加清 楚。康有为主张变法，提倡‘ 托古改制’ ，因而他不相信某些典籍中的古史记 载 ，认为是出于刘散的伪造 ，他不相信出土的钟鼎彝器 。章太炎的政治主张 和康有为不同 ，他不相信传统的三皇五帝的古史体系 ，但他也不相信甲骨 、 金文。在当时，经学就是国学 ，两位经学大师垄断了当时的国学界 。而王国 维先生冲破这种垄断 ，以甲骨证商史 ，用金文证周史 ，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 上或者说是在中国古代史料的训话考据工作上 ，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是卓有成效的 ，也产生了很大影响 。今人郁 贤蜡在李白研究与唐刺史考方面成绩突出 ，用的就是“二重证据法” 。他谈 到他：想学习王国 维先生倡导的“二重证据法” ，将纸上的材料（ 典 籍）和地下的材料（ 出土基志）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 ，希冀从中发现新材料 。后来的实践证明 ，我用这种死办法倒也有不 少新收获。 例如我通过阅读张九龄的《张说基志》 ，考出李白《玉真公主别馆苦 雨赠卫尉张卿》中的“卫尉张卿”乃张说之子张均 ，张说卒于开元十 八年十二月 ，张九龄写此志在开元二十年 ，这就为 李白开元年间到 过长安提供了切实的证据 至于唐代的刺 史，可以说很大一部 分是运用“二重证据法”考证出来的 。

 

　　科研职称论文发表写作其次要注意运用那些被人忽略的资抖类型中的资料 。前人已经tt 意到 了这个问题，比如宋代的欧阳修专门为金石文献编了个目录叫《集古录》 ，他 在序中说要将“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其后” 。他的儿子欧阳荣在《集古录日记》作了进一步说明 ：“集古录既成之八年 ，家君命荣曰：吾集录前世埋 没缺落之文 ，独取世人元用之物而藏之 ，岂出于嗜好之僻而以为耳目之玩 哉？其为所得亦己矣 。故常序其说而刻之，又跋于诸卷之尾者二百九十六 篇 ，序所谓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己粗备矣。”如《集古录》卷 5《唐裴光庭碑》 按云 ：“《唐书》列传云光庭溢曰光宪 ，而此碑及题额皆为忠献 ，玄宗自书不应 误，皆当以碑为是。”后来赵明诫编篡《金石录》也出于同样的目的 ，其序云 ：余之致力于斯 ，可谓勤且久矣 ，非特区区为玩，好之具而已 。盖 窃尝以为诗书以后君臣行事之迹悉载于史 ，虽是非褒贬 ，出于秉笔 者私意 ，或失其实 ，然至其善恶大节 ，有不可诬而又传诸既久，理当 依据。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梧十常三四 ，盖 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 ，而刻词当 时所立 ，可信不疑。则又考 其同异 ，参以他书 ，为《金石 录》三十卷 。

 

　　现代学者的视野更加开阔 ，凡与自己学术研究有关的一切材料 ，都在搜 求之列。如顾顿刚《购求中国图书计划书》谈道 ：“新的学问 ，靠新的材料 。 一科学之成立 ，靠→科学事件之搜集 。我们要以新观点所支配之材料搜集， 成就研究本国各问题之科学化。”“现在我们的目 的是在增进知识了 ，只要我 们认为是→种材料就可以收下 ，不但要好的 ，并且要坏的 。”他提到的需要购 求的材料有以下十六种：一 ，经史子集及丛书；二 ，档案；三 ，地方志；四，家族        志；五 ，社会事件之记载；六 ，个人生活之记载；七 ，账薄八 ，中国汉族以外各 民族之文籍 ；九 ，基督教出版之书籍及译本书；十 ，宗教之迷信书十一 ，民众文学书：十二 ，旧艺术书；十三 ，教育书；十四 ，古存简谱；十五 ，著述稿本；十 六 ，实物的图像。”这些资料类型确实打开了我们的眼界 。吴新雷是戏剧研 究专家 ，在《红楼梦》研究中也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他谈到：在《红楼梦》的研究和教学过程中 ，我为了探讨曹雪芹 背叛封 建贵族家庭的历 史情况 ，曾对清代曹家在南京的事迹进行了调查 ， 发现了《乾隆上元县志》关 于曹 雪芹曾祖曹 堂的传记 ，后来又看到 了《道光上元县志》有同样的内容 ，因此寻根溯源 ，终于在复旦大学 图书馆的协助丁 ，访见了《康熙上元县志·曹主传》。对于曹雪芹是家世研究来说 ，这是一项突破性的发现 ，再结合社会调查 ，吴新雷为推进曹学研究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我们从事科研工作还要注意那些常见的然而被人们忽略的材料 。如前 所说，陈寅恪是非常重视运用新材料的 。但是，令人佩服的是 ，他又非常善 于利用常见材料 。听过他课的许世瑛回忆道：他讲课都是讲他的心得和卓见 ，所以同一门功课可以听上好 几次 ，因为 内容并不会同。他最令同学们敬佩的，就是利用一般人 都能看到的材料，讲出新奇而不 怪异的见解。大家听完以后都会 有“我们怎么竟想不出”的感觉 。其实他的科研论著也是注重使用常见史料 。如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 篇《统治阶级之民族及其升降》中提到“若以女系母统言之 ，唐代创业及初期 君主，如高祖之母为独孤氏 ，太宗之母为窦氏 ，即去乞豆陵氏 ，高宗之母为长孙 氏，皆是胡种，而非汉族”。本篇主要说明“李唐血统其初本是华夏，其与胡 夷混杂，乃一较晚之事实也” 。所据材料主要就是《旧唐书》、《新唐书》 、《隋 书》一类正史 ，《唐会要》 、《通典》一类政书 ，《元和郡县志》 、《西域记》  类地 理书，《元氏长庆集上《自 氏长庆集》一类文集 ，《册府元龟》一类类书 ，还有《资治通鉴》等。“他最令同学们敬佩的 ，就是利用一般人都能看到的材料 ， 讲出新奇而不怪异的见解 。 但是要充分利用这些常见书 ，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严耕望将这一点归纳成两句话：“看人人所能看到的书 ，说人人所 未说过的话。” 他还谈道 ：例如钱宾四师 ，很少能有接触到新史料的机会 ，利 用新的稀有 的史料所写的论文也极少；他一生治学 ，主要的是利用旧的普通史 料；然而他能研究出很多 新的结论。例如他撰《刘向散年谱》 ，所根 据的都是人人所能看得到的史料 ，没有一条是新的史料 ，然而他能 得出举世佩服的结论 ，使今古文之争顿告平息 。再如汤用彤 先生所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 ，我认为是近五十年来就某一 时代的某一方面问题作研究中最有成就的几部论著之一 ，日本学 人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太多 了 ，就我所知（以二十年前出版的为限） ， 没有一部能及得上这部书然而他用的材料 ，也没有仲 么新的 ！据说他衣袋中随时都带着一本《高僧传》 ，正可见他的研究基础是 建筑在旧史料丰 ！

 

     周勋初曾谈到过这个问题 ：客观地说，研究魏晋南北朝文学而要发掘出 大批前人未见的 材料 ，那是不现实的 ，但现存材料是否已经多 方发掘了呢？怕也未 必。还是以《文选》和《玉台新咏》为例 来说明吧。《文选〉中的文体 究竟分为 多 少类，各家意见分歧很大 。有的学者据陈八郎本五臣 注〈文选》与唐抄 《文选集注》卷八十八司马长卿《难蜀 父老文》中的 陆善经注 ，以为《文选》中尚有“难”类 。实则古代文献中于此早有 明确记载。《玉海》卷五十四引《中兴书 目》，记《文选》中有赋 、诗碑、志、行状等为三十卷 ，其中就列有“难”类 ，可见宋代内府所

藏《文选》中即有此类 。这一上好材料，可惜大家还未注意 。《南史》卷五十一《梁索室上 ·长沙宣武王鹉（附献于韶）传》中有“庚 信爱之 ，有断袖之欢”的记载 ，这不是证明庚信即有同性恋的问题 么？颇怪那些论证〈玉台新咏》中的同性恋问题的学者何以不注意

 

 

　　下面再举一个我碰到的例子 。唐代女诗人鱼玄机的丈夫是李亿，但是 她却写了好几首诗给子安 ，有的学者认为子安是鱼玄机最要好的情人 。而

《说文解字》明确地说：“亿，安也。”中国古代人名与字的含义相呼应 ，可见子 安是李亿的字，李亿与子安是同一个人 ，这就为我们正确理解鱼玄机的诗扫 清了障碍。《说文解字》是一部常见的书 ，但是我们不少人研究鱼玄机时 ，都 忽略了这条重要的材料。

 

　　在材料运用方面 ，我们还应做到以故为新 。有些材料在其他领域，比如 美术领域可能是常见资料 ，但是你将他用来说明文学 问题，就会让人感到很 新鲜。梁启超就说过：“唐画中之屋字 、服装、器物及画中人之仪态，必为唐 时现状或更古于唐者 ，宋画必为宋时现状或更古于宋者 ，吾侨无论得见真本 或摹本 ，苟能用特殊的观察 ，恒必有若干稀奇史料可以发见 。”例如白居 易的《时世妆》提到某些时髦妇女“双眉画作八字低” ，诗中的八字眉究竟作 何解释 ，很难找到有关的文字材料 ，但是只要我们看 下唐代名画《替花仕 女图》 ，就会立即弄得一清二楚 。又如唐人张仲素的《春闺思》：“ 袅袅城边  柳 ，青青陌上桑 。提笼忘采叶，昨夜梦植阳。川笼”的形制如何 ，我们还真的 不容易说清楚 ，但是只要我们看 下嘉峪关新城魏晋墓砖画 ，立刻就明白 了。再如唐末词人温庭绢《菩萨蛮》词描写贵族妇女的衣服说 ：“新贴绣罗 槽 ，双双金鹏鸪。川我们对这种花纹很难凭空想象 ，敦煌莫高窟唐代壁画中 女供养人像 ，外衣大翻领上绣着两对对称的鹏鸪鸟 ，袖口上绣着一对 。艺术 史研究者认为 ，这种花纹和温庭绚所描写的应有相似之处 。”《替花仕女 图》与莫高窟壁画中女供养人像 ，在美术界都是为人们所熟知的资料，但是 用来解释唐代诗词仍给人以新颖之感 ，而且有着较强的说服力 。

 

　　有些学者在运用资料时学科之间的跨度更大 。如“空可帧同志是我国 和世界著名的气象学家和物候学家 ，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对我国古典文献 十分爱好 ，广泛阅读，至老不衰 。他在专业的研究中，引用了许多古代的诗 句作为证明。例如，在谈到长江黄河流域海拔超过四千米的地方不但无夏季而且无春秋时 ，就寻｜ 李白《塞下曲》 ：‘ 五月天山雪 ，无花只有寒。笛中闻《折柳》 ，春色未曾看。’ 这说明是事实。”研究自然科学可以利用文学史 料 ，反过来研究文学当然也可以利用自然科学文献 。如下孝莹先生“从医书 中发现《唐刘禹锡篡柳州救三死方》 ，记载着元和十一年（795 ） 十月柳宗元‘ 得于霍乱’ ，十二年‘得疗疮’ ，又‘ 得脚气 ，夜半痞绝 ，胁有块 ，大如石，且死 ，因大寒不知人三日 ，家大号哭。’ 从而对柳宗元贬滴柳州以后的不幸情况 ，有 更多的了解 。”